《纽约时报》最近写了一个「疫情清零政策」下的香港啤酒商小故事,是典型的小人物创业困境报道。
被访人在德国学习技术,回到香港开精酿作坊,给本地的酒吧供应产品。他沿用进口的设备,并用大约每集装箱 2000 欧元的价格进口原材料。这样的做法在香港这样兼具贸易和消费能力的大都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低廉的关税和快速的周转,让这类“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产品很容易养活小公司。
在疫情之后的两年,跨国旅行的障碍加上转口贸易的涨价,对他们的冲击很大。原材料上涨 30% 带来的结果可能是真实物价上涨 50%。
如何让消费者保持持续消费的能力,以及对价格上涨的预期,而不选择储蓄行为。是保持整体经济活力的重点。坦率地说,「拉高通胀」是各地政府都不可避免陷入的一种冲动。嘴上说通胀让人民承受不起的政客,做起货币刺激来毫不手软。2% 的「合理通胀」背后可能隐藏着对这个数字高得多的期望。
如果一块更低性能的显卡,价签上却显示比上一代更高的数字,大家在接受这个事实之后,再看待拉面、球鞋、啤酒就会不以为然。保持对高价格的持续期待,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换来整体社会的向上。我是这么看。

